论文关键词：郭嵩焘；湖湘文化；归臆
论文摘要：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自觉继承它的优良传统，对其求真务实作风进行独特阐析，对其服务现实本色进行极力张扬。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耙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飞跃，把理学道德层面向中体西用结合的方向飞跃。他还对湘省弥漫的守旧的风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湖湘文化的缺憾进行有胆有识的批判。
一、承继湖湘文化优良传统
(一)对其求真务实作风的独特阐析。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把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离熹(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第一位驻外公使。郭离熹把儒家治国理念与洋务思想广泛运用实践之中，处处透视着实学精神。
咸丰十年，郭离漱通过自己3年在朝廷工作的经验，在致陈孚恩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推求国致弊之由，在以例文要涂伤，而事皆内演。例者，条例也。处理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知道照其葫芦画飘，抄袭陈例。正是针对时弊，郭离熹提出:“勿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行政之实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这正是他这种实学精神的反映。
出使英法，郭高焘感触最深的是中西人心风俗社会风气的差异。他认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正是基于求实精神，西方人勤于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深求而极论之，皆可以通神明穷造化”。西方社会日益发达，他盛赞欧洲议会民主，特别强调，两党公开辩论政治得失，影响及于全社会，从而形成人们求实的风气，他把政治、教育、风俗视为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因为有了议会民主制，所以朝廷行政公开，人们对国事可以畅所欲言，平民可以向政府上书言事，不必像中国那样尊者讳，不允许百姓议论朝政。西方在这种体制下.教育重实学，学校培养学生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使之树立敢说实话的信念。人人如此，人际交往自然注重贯彻追求真理，注重实效的可贵品质。
(二)对其服务现实本色的极力张扬。
经世致用的精髓在于关注现实，应时而动，而郭离熹所处时代最大的现实就是西方人侵的问题，饱受经世致用传统的湖湘精神熏陶的郭嵩焘，又得天独厚地拥有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条件，不顾朝野上下的声讨，由“以夏变夷”转为“以夷变夏”，一生获谤而无怨无悔地“赞西化”，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他进而提出“西方富国强兵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这样的真知灼见。
“郭离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低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这一年他已59岁，衰病交加，常年服药。他以老病之躯，行万里远程，还要背着自京师士大夫到故里乡亲父老的痛骂。是什么力量让他挑起这副费力不讨好的担子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贵”的湖湘传统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实地考察一下西方社会，将真实情况介绍到中国来，使人们从“酣梦之中”清醒过来。
二、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中，郭禽焘的西洋观无疑产生过非常显着的效应，与此同时，郭氏更为纯熟掌握的湖湘文化传统，却素以传统甚至保守见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矛盾。后人评价其西洋观是湖湘文化的叛逆者。笔者认为这个对立的两极颇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探究。郭嵩焘既植根于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又由于对西方文明的亲身经验和深人研究而获得思想上的飞跃，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湖湘文化的超越。
(一)由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飞跃。
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是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千百年来被士大夫奉为人生的信条。郭嵩焘是继魏源之后，对传统轻利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挑战世俗，“天下万世之利害，吾身固自任之。认为重义轻利“是俗儒之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这种批判，就其深刻性全面性来说，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在农商关系问题上，郭嵩焘对商人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突破了湖湘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传统。对于一直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湖湘士人来说，商人必定危害社会这点几乎是不言自喻，不辨自明的。就连王船山这样的智者也非常明确地把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截然对立起来:“贾人富于国而国愈穷。”“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获之之，以役农人而骄士大夫。”并且加以道德评价:“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在这种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下，甚至到1884年，郭嵩焘告老还乡后，在省城禁烟公社会上演讲“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仍受到王阎运等士绅的批评，“余欲驳议，以众坐谦让未发。针对中国传统的经济观“重农抑商”，郭嵩焘最早提出了“以行商为制国之本”的命题，主张大胆开埠通商，形成了“以通商贾，阜财用为本图”的经济思想。经过亲身体验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亲自比较东西方国力的差距，对于自己祖国贫弱的根源有了切身感受:“窃观西洋以商票为本计，祖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农工商三者……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郭嵩焘还批评其脱离民众的实际利益，甚至“与民争利”的行为。在《条议海防事宜折》中提出应引导民众从事具体求富的商业活动，改善国家与商民关系，实施“导民而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的立国立本之方，做到“一曰通官商之情”“二曰通筹公利之利。经济发展了，自强也就实现了，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航运业和制造业，经营工商以谋利。他还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郭嵩积极倡导引进西方经营管理方式，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以更多的自由经营空间，“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民办工业的首倡者，要求改革那些障碍工商业发展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历史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经惨痛代价后，痛定思痛，做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顺应了时代发展规律，这是必然的选择。
(二)由理学道德层次向中西体用结合的飞跃。
认识西方，是鸦片战争后摆在近代中国湖湘人士面前的一项历史重任，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由物质层面深人到制度层面。他认为西方政教有利有弊，主张学习西方而又保持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将中西文化的精髓结合起来，这与当时湖湘人士对中西文化关系还停留在有关理学道德层次上的比较是很不相同的。
作为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之颠峰浪顶的人物，郭嵩焘既是儒家学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同时又最早对西方文化进行亲身的考察，对西方政治制度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深刻的体认。在他看来，西洋政教集中表现为民主制度，其核心为议会制度，通过对英国议会的实地考察，“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议会却能从中“剂之以平”。对于国家大事，西洋“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议会的调节功能使他感到新奇，西方的民主制度让他感到羡慕。而其他湖湘人士的理解则接管于道德范围内的教化，它必须像曾国落所说的“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那样严格的修身程序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达到。郭嵩嵩也觉察到西洋政教不足之处，在于议院权力过重，民气过盛，要求区别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当时湖湘人士对此认识还停留顺传统理学层次上时，郭嵩焘提出“本末论”，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系统认识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对比方面，郭不愧是“寂寞的先行者”，尽管对西方认识有缺点，但绝大部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理。
三、批判湖湘文化缺憾与不足
(一)内地湘省闭塞，弥漫守旧风气。
湖南是晚清思想斗争特别激烈的省份，既哺育了郭嵩这样的时代先行者，又弥漫浓厚的守旧风气。鸦片战争的作战地区主要在广东沿海一带，湖南深处内陆，士大夫既难目击，又道路传闻有限，不可能对西方人侵有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
郭嵩受到的攻击是全国性的，而以他的故乡为最烈。湘省封建传统极严，最恶洋人。听说郭嵩熹竟然出使外国，群情激愤，“俱论郭摘仙出使英夷事。”“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传诵一时的联语道出了当时舆论的非难。三湘士人不仅耻与其为伍，对他辱骂备至，讥仙不遗余力，而且还要诉诸暴力，聚集在省城长沙赶考的文人学士失去理智，一把火烧掉了郭嵩焘替洋人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捣毁郭宅，把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郭嵩得到家信，向慈禧太后告急。恭亲王奕诉为此发函责问湖南巡抚王文韶，王置若圈闻，不了了之。一个二品大员的家闹得如此乌烟瘴气，惊动总理衙门亲自过问，湖南巡抚居然敢敷衍了事，自然因为有从京师到地方的强大舆论作后盾。郭嵩大遭忌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宜讲西方比中国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郭回乡后，街头巷尾，屡出流言，官府不示以札，士绅更谣言攻汗，诸生则揭贴管毁。
郭嵩熹对此毫不理会，积极予以批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明白湖南的乱象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他总结举国上下的政治是“君骄臣诌”。为了回击种种谣言与攻击，郭嵩焘将自己有关洋务的奏议书说编辑成《罪言存略》于1879年7月刊行，希望占领部分舆论阵地。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拚了声名”，不顾世谷之毁誉，大声疾呼人们关心时务，清醒头脑，从虚骄之气中振作起来。
(二)历史条件局限，不明文化糟粕。
郭嵩焘晚年的心境凄苦、孤独，归隐的内心充满对国事的优虑与不为人理解的痛苦。“大势所趋，万事敝坏，人心从之而靡，无可与共语者。而且家道中落，儿女亲人陆续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创痛可想而知，他的精神世界，正如深秋的荒原，广裹而凄凉。在他晚年的日记中，频频出现寻觅墓地的记载。他虽然屡次批判过机器开矿，兴建铁路会伤害风水之说为“大谬”，但自己仍然迷信葬地的风水，希望能找到一块宝地长眠，给子孙后代带来无限的幸福。也许一个为真理执着追求了一辈子的倔强士子，在浓密的封建黑网一层一层套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医学极不发达无法救治一条条年轻生命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转向唯心主义虚无飘渺的世界，去寻找许些慰藉，去安慰一颗孤寂滴血的心。
洋枪洋炮，轮船铁路等西方涌进古老中国的新鲜事物，并未能根本改造传统文化的殿堂，封建道德束缚依然固我，仅以“烈妇”为例，19世纪后半叶还史不绝书。1891年郭嵩焘重病期间，仍奋力为人作烈女诗，歌颂张氏殉夫而死，“为姑为夫身岂惜，但惜无力回沉病。终拚一死随夫去，白日昭昭照人世。这位接触并仰慕过西方近代医学的知识分子，在死亡的黑影面前，又孤依神佛了。这位淋浴过资产阶级文化洗札，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刻反省与批判的时代先行者，在走向人生的最后归宿时，仍然回到了传统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既具有动力又具有堕力，是把以刃剑，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