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期待学术理念的突破与创新，西学东渐思潮下的几部草创时期的古代文论着作，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援引西方话语的逻辑分析眼光来烛照中国传统文献，借鉴西方的近代科学方法对传统诗文评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创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处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时期的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等先行者，以其深厚的国学涵养，开放的学术视野，建构和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规范。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向以材料丰富着称，大凡笔记随札和佛道典籍，尽行搜罗，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材料的搜览务全，其在文论现象阐释和观点评骘之时则体现了明显的文学地理学视野。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罗根泽的文学地理学观显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草创时期的学术求新趋势，他强烈的史学意识，铸造了他由空间趋向时间的演变趋势，达成对时空风格更高层次的延伸和超越。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其不拘成法的学术视野招致了一些訾议之声。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就以此反驳：“持论之士，或以南北文化对称，而尊颜之推为北方文章宗主，已与南方文士对抗，质之事实，固为当矣。”在具体阐释之时，朱东润更以萧梁一代的文学现象为例质疑罗根泽：“然萧梁之初，昭明简文，议论悬殊，即分两派，皆性习使然，不关地域之南北也。”即使作《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刘师培明确体认南北水土之于南北文学的关系，又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文中强调“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钻研，无论何人均不难趋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风，然则，文学奚必有关地理哉？”显然是非议文学与地理的单向对应。倒是刘麟生之论颇为中肯，其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云：“可是文章是公物，北方的作风，如果是好的，南方作者也要仿效起来。反之，南方的作风，受环境与体裁等等的支配。所以地理对于作风，不无相当的影响，但是不可刻舟求剑的去研究咧。”总的说来，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领域，罗根泽虽敏感于文学地理学的强劲生机，却碍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未能深入下去，其文学地理观亦多是就南北区域而论，未能全面涉及东西方文学地理，甚至还未论及区域地理之于文学流派的关系，研究文类亦定格于诗文层面，但其就文学地理的孜孜耕耘实绩和发凡起例的学术识见，的确成为后来学者超越的一个逻辑起点。